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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丨刘克阳：年轻时三次恋情，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无奈
刘克阳，67届高中生。1968年12月到山西原平县王家庄永兴村插队，1972年病退回北京，在北京一中学工作至退休。
原题
年轻时，
我们不敢谈恋爱
作者：刘克阳
前不久，老同事聚会，一位年近八十的老师突然说起她在大学时的初恋，她是五十年代初上大学的，经历跟我完全不同，我很想听她说，但是在座的七八个人没有一个人爱听，很不礼貌地各自谈论自己感兴趣的事，或摆弄手机传看孙子的照片，可爱的小孙子比那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有意思多了。我替她尴尬，她也识趣地闭嘴了。
老同事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情感经历，我从没对人说过，现在老了，也不能免俗，想说说我年轻时候的三段故事，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给我自己的经历做个记录。
三次恋情都发生在我插队的山西农村，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无奈。
一个从7岁上学到插队在北京女校待了十二年的女生（小学时班上有11个男生，但从来没跟他们说过话），家中也是姐妹四个的我，对男女之情毫无体验。二十岁那年，懵懵懂懂一头栽进完全陌生的黄土高原的村庄，融入到24个男生和24个女生的混合集体。知青办真会配对，男女比例一比一。
进村没有几个月，我浑然不知就被一个穿着蓝制服，北京学生装扮的男生相中了。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蹭到我身边塞给我一纸条。小学时看过反特影片《国庆十点钟》《羊城暗哨》《徐秋影案件》《51号兵站》等，似曾有这种接头场景。以我的智商不看纸条也心知肚明，上面绝不是指派我完成什么特殊任务，我没吭声也没表现出紧张，像遵循地下党的严明纪律一样看完后撕毁，示好的内容烂在心里。
在村里，有几百社员的眼睛盯着这帮从天而降，肩负伟大使命的捉摸不透的北京人，他们对身边48个老大不小的同类伺机寻事呢，因此埋头干活是上策。
就这样，他暗恋着我，直到有一天他敢约我在村子里的僻静地方见面，我也没拒绝。在村里，我是属于老姑娘级别了，跟我们一起干活的十六七（他们虚两岁，就都成了十八九了）的小姑娘都纷纷嫁人了。老乡常对我感叹：“你们怎么办？来我们这穷地方……”我知道他们是愁我这把岁数在这个穷地方嫁不出去，我一点不愁，因为根本就没去想遥不可及的嫁人之事。
他的出现，让我心动。他在小学校当代课老师，脱离集体的“监督”，但是我就不同了，在黑夜月光下约会若被老乡发现，第二天我们的“丑闻”在知青中就会像瘟疫一样传开，飞短流长散播在村里。
男女生接近被一些知青认为是不好的事情，几十张嘴能无中生有地编出八卦故事。妹妹从内蒙古回来说他们那有一对知青（女生我认识，已经老大不小了）谈恋爱，被队里的一群不懂事的北京丫头骂他们俩是流氓，把他们的被褥从屋里扔出去，多么无知可怕的事。
在那清寂寡淡的日子里谁不想有个男女朋友。我们是知青中下乡后不久第一对谈恋爱的人，在一些人眼里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上山下乡是改造思想，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我们俩成了典型对抗的人，遭到一些正统人的侧目。
他不顾别人的议论，依然约我见面，但和他交往之后我总觉得如一层黑纱笼罩在头顶。我们俩没有信誓旦旦许诺什么，各自前途叵测，无可许诺。他并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人，老实木讷。我们的约会，都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见面，他不爱说话，就是默默地搂着我，如此而已。我有时在黑暗中想，现在是这样，将来怎么办？
不爱说话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天生木讷，老实，不爱多说，一种是有心计，语多误事，他是前一类。每次说不了两句话，只有黑暗包围着我们，让我觉得站在黑夜中不踏实，村中没有一块坚实的石头能坐，也不知今后是否能够依靠他。
在没有电，没有填饱肚子的食品，没有任何娱乐的黄土覆盖的穷村庄里，我还是觉得他对我的爱恋就是最美的事……这段时间很短，很快他因为做事踏实，被大队书记第一个分配到县城当老师。能够工作是所有知青梦寐以求的事情，我不急也不羡慕，因为我更向往回北京。他工作后没有再回村找我，看不见他，距离就逐渐拉大了，感情的事情也能渐行渐远。这算恋爱吗？就是各自心中的那块空地需要填补吧。
插队的第三年夏天，有一群北京的大学生下放到村里，他们的毕业分配遭遇“文革”，无一例外分配到各省的县城。因为要开展整社运动，又把他们放到最下面村子里领导生产队继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员大学生小郑在工作队最活跃，开会、宣传、访贫问苦都是他牵头。一天他找到我，以命令的口气让我参加工作队。所谓工作就是开各种会议，无非是每晚召开生产队会、大队会、队干部会、贫协会。
我一贯就不参加任何团体组织，我坚决不接受这项工作，我说：“我们知青四十多人，他们有的是当过各种干部的，而且非常愿意抛头露面……你们别拿我开心了。”小郑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就看上你了，这是组织的决定……”他还说是省组织部下放干部老王和他们大学生的党员共同研究的。嗬，还用组织压我，我更纳闷了，我一个非党非团人士，掺在其中，自觉可卑。小郑硬是在工作队长的授意之下充当我的介绍人让我“火线”入团，从此我与他也算在同一战壕了。
一天，我正在宿舍休息，因为是工作队员，可以不下地干活，我在窗前读《安娜·卡列尼娜》，忽然一双手把我的书夺走，我吃惊地抬头看，是小郑，他和同学来通知我晚上开会。小郑把抢到的书翻看了一下，坏笑道：“你竟敢看这种书？”他转头对他的同伴说：“没收了，走！”我哎了一声，刚想反抗，他俩扬长而去，头都不回，边走边说：“正好没书看，早知这有，早来了，得来全不费工夫。”我狠狠地盯着他们的背影，无可奈何。
我哪里知道他是暗藏玄机，他知道我肯定得去他那里要回我的书。我去他住的老乡家讨要书的那天，小郑一个人在屋里写写刻刻的，他知道我来的目的，看着我笑，我一句话没说，从炕上拿了书扭头就走，他着急地跟出来，双眼盯住我问：“怎么就走了？”我径直走掉了，不想多说什么。
小郑，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生，贫农出身，党员，个子矮小。他外表正经但非常机灵，能从河南农村考到北京的大学，不容易。他写了一手聪明字，自从他们进村后，村里满墙满壁刷的大标语都出自他的手，什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我的感觉随着他们进村，“文革”的火药味又来了，村里张贴的安民告示也由他执笔，永兴村的秀才永贵靠边站了。
一天，我看见永贵在告示前面仔细端详，我凑过去问：“字还行吗？”永贵忙说：“好，好，人家是什么人呀？见过大世面的。”我知道永贵在大学生面前自惭形秽，我不屑地说：“哪儿有你的字好呀？别看了。”永贵没说话，扛着锄走了。永贵的书法可不是浪得虚名，逢年过节全村的春联都出自他的手，红白喜事的条幅也是他包揽，原因就是字好人更好。永贵隽秀潇洒的书法的确更胜一筹。
半年后，工作队一事无成地撤走了。公社社员吃不饱肚子为粮发愁，苦熬着日子，对任何“革命”再也不感兴趣了。大学生们的心思根本不在“革谁的命”“整什么社”，他们惦记自己的前程呢。很快我把他们那些人淡忘了。生产队因为我老开会不动弹（山西农村话：干活），大学生工作队一走，秋后算账把我的工分评得最低，跟老捏捏（老太太）小丫头们一个档次，我把无名火都发到工作队身上，是他们害苦了我。
1971年10月的一天，我从地里动弹回宿舍，同屋人递给我一封信，沉甸甸的，字迹很陌生，我打开信，迅速地翻到最后一页，小郑的名字豁然纸上，是他，还是那工整漂亮的笔迹，居然洋洋洒洒地写了十三页。
他问候完我，向我汇报他现在的工作生活情况，对工作的不满，继而对“文革”的怨恨都倾诉在纸上。在第五页的纸上，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林彪叛逃，在蒙古摔死了，中央分裂，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讳莫如深的“情报”来源几句话说不清楚，但小郑还是把这件事情写了四五页。接着往下看，突然笔锋一转，倾述对我的喜欢，希望跟我交往。林彪之死让我狂跳的心还没静下来，他的突如其来的表白更让我头晕目旋。
我一口气看完信，第一反应是这封信不能留，第二反应是我和他是不可能的。小郑在我眼里是个聪明好学的人，他贫农出身，党员，正统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就这三点跟我格格不入。我没有任何出彩的地方，我行我素，天马行空。我对他的出身，他的工作不感兴趣，我是一心一意要回北京的。小郑的信在我的心中掀起一小片波澜，悄无声地又平静下来了，其实我和他说过的话总共没超过五分钟。
小郑在县城里根本不知道他心仪的姑娘把他的信、他的热望已埋葬。没有几天，他又给我写信，信封下面的地址写的是忻县专区电影队，我因此得知他被分到忻县了，还被分到舒服的文化单位，他很为此而自豪。那年代多少名牌大学毕业生被分在深山野岭、戈壁荒漠，我知道他是因为根红苗正，得到一个好工作。小郑邀请我去他的单位玩。
我对他的“高就”无动于衷，我坚持我的原则，不回信、不让他抱任何希望。
小郑的鸿书热信没得到一丝反响，我想象出他是如何沮丧。我同情他，但绝对不是可怜他，他除了个矮，那么好的条件——贫农、党员、大学生，一定能找个好媳妇。
不久，我办好了回北京的手续，临行前，我决定到忻县向他告别。
一个风和日暖的早晨，我邀了好友小高去了忻县，很容易找到电影队，传达室的人进去叫出了小郑，小郑笑眯眯地走出来，看见我身边的小高，他的神情有些不自然，我告诉他我回北京的消息，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出他的失望无奈，他的脸色由红润变白了，变的很难看，毫不掩饰地生气了，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但是我看见他的眼光里的愤懑。他不再说什么，我知道赶快离去是最好的结果，小高很尴尬，她看懂了一切。
我实在不知怎么办，我一贯是有信必回的人，但对小郑我没这样做，我想以亲自向他告别的方式告诉他，我们的事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认为的礼貌，但还是让他生气或许更愤怒。
我像做错了事，落荒而逃。小郑，好兄长，对不起，原谅我的简单、无情，不忍心伤你却又深深地伤害了你。
几十年后的今天，每当我看到我的学生字写得龙飞凤舞、歪七扭八时，小郑那秀美、不俗的书法就呈现在我的眼前，小郑，你在哪儿？你好吗？
怎么才能回北京落户是我心头的症结，我想到我是带病来的山西，那年我胃溃疡大出血刚刚停止，学校军代表就逼迫我马上下乡插队，现在我还是得以病为理由回北京。我手里有北京大医院拍的片子和病情诊断，但县知青办就是不承认，说必须要太原医院开的证明，我知道他们是怕我们弄虚作假。我有口难辩，只得想办法去太原开证明。
去太原谈何容易，就是坐火车到了太原，两眼一抹黑，去哪所医院，找哪个大夫能开出诊断证明。想来想去最后想到的还是钱，插队几年我的一切费用都是爸妈给的，我没有挣过一分钱，在大田里顶日晒挨雨淋，一丝一毫回报没有。去太原车费、食宿、看病的钱……真不敢想。父母（妈妈那时只发25元生活费）的工资还要负担新疆的大姐，山西的我，内蒙古插队的妹妹的一切生活开销。我兜里的几个子儿解决不了燃眉之急，我是彻底看不见前途，每天胡乱琢磨开证明的事想破了脑袋。
正当我为办病退的事情踌躇，焦急，一个男生吴同学走进我的生活。1971年的秋天，在村里一个没有知青看见的地方，他突然叫住我，跟我说话，我们俩都有点不自然，虽然从来没说过话，彼此陌生又熟悉，毕竟都是北京人，到这里生活三年了，我们四十多个知青还是同心同德。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注意上我了，那时我只是一门心思盘算怎么能办回北京，对周围的事视而不见。我对他印象不错，他不张扬，很低调，像是有教养的家庭出身。我只知道他常到县城去跟什么人打篮球，具体行踪一无所知，他住在谁家，距离我多远，我更不知道，几年来我没跟他说过一个字，走在村里擦肩而过形同陌路。
吴同学很快平静下来问我是否想办回北京，他眼镜后面的双眼明显地没有直视我，我感觉他早就注意我了，怎么一下就问到我的心结。他和蔼地又诚恳，我也对他毫无遮拦地说出不想跟任何人诉苦的话。在那个穷乡僻壤，没有可谈话的人，好像是久旱遇甘霖，可有一个倾吐的对象，他静静听着不多说什么，只是说可以想想办法。
吴同学的出现让我有了些许安慰，过了三天，吴同学又找我，很自然地站在我的宿舍前，并没把周围的目光放在眼里。他告诉我他的表姐在太原工作，他已经跟她说好了，我去太原可以住在她家，她还能带我去医院。
我立即启程去太原，在火车上脑子里全是这个吴同学，他一米九的高个子，戴副眼镜，文质彬彬的，听说他跟我同岁，是西城的一所不错的学校毕业的。他跟他的表哥一起在我们队。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关键是他为什么这么帮我，要是喜欢我，我怎么办，因为我一旦办成回北京，就跟他分开了，他这么倾心地帮我，我怎么办……一路上这个事情困扰着我，把去医院开证明的事放在第二位了。
在太原很顺利找到她表姐于老师，她家就在省话大院里面。于老师和她丈夫陈老师是五十年代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山西省话剧团，于老师秀美，陈老师英俊，一对非常般配的夫妻，在省话是名角台柱子。于老师热情大方，一看见我就神秘地试探我说是跟他交朋友吗？我摇头表示没有，她笑了说他挺不错的，我没说话，生怕引她再说下去。
在于老师家听他们回忆在中戏演出毕业大戏的情景，已经过去十几年，两个人说起来眼睛放光，青春的记忆无法忘怀。我从小喜欢看电影话剧，喜欢那些演员，现在两个演员就在我身边，我就住在他们家，让我忍不住多看他们两眼，听他们说着标准的普通话。
住下来后，省话发生一件大事，要把他们全盘下放到吕梁山区，团里立刻炸开了锅，陈老师家成了演员们的聚会地。陈老师虽然不是团里的领导，但是演职员的核心人物，他的家是据点，每天晚上大伙都聚到陈老师家议论将来的出路，所有人都不愿意去吕梁，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今后的演艺事业何去何从？
我坐在一旁看着他们忧心忡忡的样子，真是揪心，听他们七嘴八舌谈自己的想法，满耳朵里就是“吕梁……吕梁……”。我明白所有的人包括这些有着才艺的演员们也难逃下农村的厄运，吕梁两个字像乌云笼罩在省话大院的上空。我去医院的事耽搁下来。
大约三四天后，于老师才有时间陪我去了太原人民医院，顺利地做了胃的钡餐造影，我没有花钱，大概是于老师用她的公费医疗帮我付的款。过了两天去取片子，从检查结果看我的溃疡面一点都没好，山西的粗粮让病灶更严重，我的心情沉重极了，回到原平，把我的证明交给知青办，让他们尽快给我办病退。
过了国庆，吴同学从北京探亲回来，到我的宿舍看我，送给我一大包食品，插队这几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好吃的，我真是又惊又喜，接过食品时手直哆嗦。我明白这是一种对我迂回的表白，我们那时候已经二十四五岁，该是感情有所归宿的年龄，谁都无法阻止。
他问我看病的情况，我告诉他表姐夫妻俩真热情，我已经把病情的证明交上去了。他没说什么，只是低声说：“别跟我表哥说。”我点头答应，我们都心照不宣，他欲言又止，在我身边默默地呆了几分钟走了，他理智矜持的样子让我难受，我感谢的话还没说出口，他就走了。
我回北京是铁定的事了，他还遥遥无期地等待分配工作，他并没跟我表白什么，但是我知道他想跟我交往，我只能答应他不跟任何人说但不能再许诺他什么了。
不久，我接到通知，批准我回北京了，我迅速办了手续飞快地回到北京，走前我没看见他，他已经分到县里的工厂了，没有告诉我他在哪儿工作，就悄悄地走了，我知道他不想再打搅我，他是聪明的人，知道我病退回北京意味着我们的关系的中断，我没有感谢过他一句，更没有送他礼物，就分开了，再没看见他。和吴同学的交往，我们保持着距离，甚至连衣服角都没碰过，只是面对面说过三次话，这也算恋情吗？
（吴同学后来回到北京，是中学特级教师。）
几十年后，我的插友告诉我某人（也是插队生）对我的评价是：“刘克阳在村里是表现最差的！”劳动我不差，带病出工，还得到了“五好战士”的奖状。她的理由就是我曾被很多人追求，伤风败俗。我无力辩解，被人喜欢就是罪过，就是没有去脱胎换骨，改头换面。真实的情感发生在我身边，我不想扼杀它，但也没有珍惜维护它，对不起那些喜欢我的好人。
我因为病魔缠身，只想着回北京看病，舍弃一切幻想，牺牲一切美好情感，一走了之。“表现最差”的我只有隔空向他们说出三个字：“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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